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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然／文 尹元钧／图
不少地方的防控举措还在继续加强。如一些城市发出公开信，要求在外人员暂缓返程，还有一些地方对村组、小区开始实施封闭式管理。
这些“硬核”举措，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之法，可能给各方带来的不便，也是全社会为疫情防控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但同时，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个人，在实施必要的防控举措，与最大限度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乃至误伤之间，都需要拿捏好边界、寻求一种理性的平衡。
此前，一些地方随意堵路、封门的做法，就受到质疑；还有一些地方，市民深夜返家却面临有家难回的窘况。在舆论关注和权威部门回应后，这些看似“硬核”、实则跑偏的举措都得到纠偏。但随着防控升级，再次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如有网友反馈，在高速公路实施管制后，自己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
疫情防控要严，但“严”并不等于可以不顾边界、丧失分寸。这里的边界和分寸，首先是法律。像封堵道路、越权征用口罩等行为，就涉嫌违法。还有一些属于人文范畴，比如各地的交通管制，在面对具体的“例外”情形时，也应该杜绝“一刀切”，对个体的遭际，保有必要的同情和关怀。
崇尚法治，以人为本——这种价值立场，在防疫的特殊形势下，实实在在体现于每一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比如，防疫是为了维护所有人的安全，但不能因为预防整体的危机，就对近在眼前的个体困难、个人危机视而不见。像一些为疑似病例贴标签，或者是搞地域歧视，公布和传播个人信息的做法，看似“严”，其实与防控所需要的、科学意义上的“严”，是两回事，不仅无助于有效防疫，反倒可能以防疫的名义制造伤害。
罗曼·罗兰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套用这个句式，我们也可以说，特殊时期只有一种人本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疫情的严峻形势之后，我们依然有共情、爱人的能力和自觉；绝不因为特殊情况，就丧失了对野蛮与文明的判断。
这一点说起来“崇高”，其实非常具体。比如，戴着有色眼镜看被感染者的那些人，就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换作是自己，愿意被侧眼相看吗？如果认为个人的“无助”可以被忽视、个体的权利可以无条件“牺牲”，那我们是否又愿意同样的遭遇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科学有序防疫，同法治精神、人文关怀是一致的。如果说疫情威胁的是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那么，不讲法律的过头做法，粗鲁无礼的“以邻为壑”，对个体困苦的视而不见，就可能制造一种人文意义上的危机。它对于社会理性、法治、道德的伤害，并不亚于疫情本身带来的破坏。
现实越艰难，越体现“爱”的价值。这种“爱”，一点都不抽象，它只不过需要我们的公共部门多一点“以人为本”，我们每个个体多一点理解和共情。
摘自《解放日报》2020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