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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越/文 盖桂保/图
年前工作多，录像密密麻麻排到了腊月二十八，到了我盼望已久的腊月二十九，终于可以歇口气，买买年货，打扫一下卫生，准备过年的时候，武汉封城了。
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件事会有那么严重。毕竟是经历过“非典”的，2003年“非典”时我没有停过一天工，该采访采访，该录像录像，在演播室直播大型抗疫特别节目，在街心公园的草坪上录日常采访。
我还背上一大堆吃的，跑到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佑安医院，去慰问那儿的医护人员，隔着佑安医院的铁栅栏，听一位护士诉说她们的心情。“非典”结束后，我把这位护士请到演播室，她是个普通人，那期节目叫《本分》。
别人可以停，但医护人员不能停，媒体人也不能停，这是我们的本分。没想到这一次，情形会如此恶化。禁足，也成了我的本分。新闻频道的同事或冲向武汉或驻守机房，不眠不休。而其他频道，被要求停止录像回家待命。幸好我在年前狂干了几个月，备出的节目撑到正月十五没什么问题。我得到了几十年都没有过的悠长假期。
除夕之夜已是不祥，朋友圈里是武汉的一片呼救之声，又看到了韩红基金会的医药物资在夜色中冲进了武汉。当时我也没意识到此举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后来会引起多么大的风波。
我真正意识到这次可能会比“非典”严重，是从初一开始。中央政府紧急调动部队医疗队奔向湖北，湖北以外各省纷纷沦陷。每天看着武汉作家方方写的“封城记录”，脑子里蹦出了两个词：山河破碎，众生皆苦！
看着大家声讨吃蝙蝠吃野生动物，想想这最新版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实施才三年就已成了这个样子，心中真是五味杂陈。
在那之前，我和我的媒体同行们共同发起成立的“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请来诸多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做立法研讨，并拿出专家意见颇为一致的立法建议上交主管部门，力陈商业利用野生动物的危险。我们虽是民间小基金会，可也深知兹事体大，总想尽份力让立法更完善才是。
最终出台的“野保法”给人希望又让人有些担心，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验证了大家当时的忧虑：你可以按名录保护野生动物，但病毒挑选宿主可不会考虑名录；你可以用人工繁育替代利用，可所谓的“人工繁育”往往成为不法商家祸害野生动物、偷梁换柱的借口；你可以用许可证制度进行管理，但许可证制度又往往会给某些不法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开方便之门。总而言之，一部“保护法”的发心若不是保护而是利用，那它能保护得了什么呢？
可悲的是，人们似乎总是跳不出自己的因果，一场由祸害动物引发的灾难，引发的却是另一场对动物的伤害。新冠初来，就有人开始杀猫杀狗，把人类之罪转嫁无辜。大年初五，电视里某位专家一句表述不清、语义模糊的回答，更将这一轮愚行推向高潮！初六，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将猫狗扔下楼摔死、烧死的惨剧，其后，个人行为演变成某些村某些镇甚至某些市县的组织行为，场面惨不忍睹！
我们这些做动物保护公益的真是揪心揪肺的痛，一是为弱小生命无辜受虐而痛，更是为人类的无明而痛。
幸好“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发文澄清猫狗与冠状病毒无关，央视、《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包括中央政法委的微博都发文澄清。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检测了4800余份猪禽犬猫等动物样品，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连闯了祸的专家自己都赶紧又发言澄清误会，却依然未能完全阻止人们的愚行……
总的说来，大城市略好，小地方更危险；年轻人更懂得分辨权威机构发声的可信度与流言蜚语的不可信，而老人往往更热衷传播流言。时至今日，遗弃与虐杀的消息仍时有耳闻，我们作为专业的动物保护基金会除了勤出公号宣传呼吁之外，竟难有实质性作为。想给武汉的动保组织捐些物资，也因封城物流困难，对方无法接收。
几经周折，现在终于有所进展，过几日，当有一份心意送到；想组织志愿团队上门拯救留守在家断水断粮的动物，又被小区封闭所阻；连我自己照顾喂养流浪猫也要小心翼翼避人耳目，生怕提醒了恐慌的人们，引发他们的狂暴累及无辜的生命。不过，必须承认，对比17年前的“非典”，这些迁怒于无辜小动物的暴行当年都曾发生过，并不曾引发过这么多人的关注，更不曾有全体国家级的大媒体平台集体站台辟谣。所以，必须承认，社会文明是在发展进步，虽然我们总嫌它慢！
救动物急，救人当然更急！韩红基金会每年去一个偏远贫困的省份做义诊，做了十年，已经是个比较专业的医疗救助团队，有经验也有资源。所以疫情发生，他们在第一时间把捐助送到武汉，我也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想到別的捐助倒慢了，前线物质短缺，韩红基金会的雪中送炭，赢得了公众潮水般的赞美。公众也顺便把焦虑和不满宣泄向动作慢了的稍大的基金会。
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公益工作经验的人，我个人倾向于相信，国难当头之时，万众瞩目之下，承担救助使命的基金会不能也不敢干贪赃枉法之事，只是缺乏战时应急经验的工作人员在巨大而混乱的工作压力之下手忙脚乱了。而且，一般来说，这种时候国营大机构往往不如民间小机构灵活、动作快，因为他们体量太大，手续也必然更复杂。
不过，公众似乎并不这样想，大家非常不满，连几年前韩红接受采访时谈到公益界的一些不良现象，也被掐头去尾剪辑成她今天对某机构的指控被广泛传播。公众的焦虑不满可以理解，但妖魔化一些人，对双方都不是好事，“捧杀”“棒杀”都是杀，人红是非多也是必然。艺术家处理不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再加上救助本身就够难的了，千头万绪件件都难！我虽是这个基金会的理事，却也帮不上忙，只能坐在一边看着他们忙。
有朋友从欧洲回北京过春节，本想好好玩儿一下，却赶上了疫情。眼看到了正月十六，我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陪他们逛逛吧，毕竟专家也说去人少的公园还是好的……就后海吧，既有景观又有胡同，也算老北京风情了。
我一生都没见过这样的后海，空寂无人、冰雪覆盖、只闻鸟鸣、不闻人声；烟袋斜街挂满了春节的红灯笼，不见人烟的老胡同，一排排灯笼在风中空摇，显得十分怪异。
大部分时间，只能宅在家里。看书的时间更多起来。心不静的时候看东野圭吾，因为东野君的书有趣又不费神；心静的时候看赫尔曼黑塞。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关注黑塞，那时的我容易迷恋花哨的形式和向外攻击的力量，岁数大了才懂黑塞的好。这几天看《德米安》简直着迷，少年探索自我之路时孤独的心灵历程，充满了哲学、心理学的意味和文学的魅力。又回想他的《悉达多》，佛祖的红尘历劫与开悟成道……
我们也在历劫，又能开悟多少呢？会不会劫难一过就一切如常？只剩下报复性的大吃大喝？我们有多少向内探寻的能力和愿望呢？
还有一本书与这场疫情相关，那就是加缪的《鼠疫》。上大学时读《鼠疫》，还跟人聊存在主义，其实根本没读懂。2003年“非典”期间重读《鼠疫》才感到贴切的震撼，因为加缪面对惨淡人生的勇气、反抗绝望的力量和寻找不堪人性中的光芒的温柔！这次我又找到了一个《鼠疫》的朗读版，于是听起来。
社区号召居民做志愿者，站在小区门口查出入证量体温，我也报了名。当个替补志愿者，正规军忙不过来时，我就去掺和。耳朵里听《鼠疫》、眼睛看着出入证、手里拿着体温计，三不耽误十分充实。关键是在新闻里看到有少数案例，讲检查者与被检查者之间不甚和谐甚至冲突，于是也想观察一下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互动关系？不过，在我短暂的志愿者生涯里，没碰到任何奇怪的事，人们冷淡而又客气地接受检查。唯一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我总量出34.8度？难道体温计是坏的？还是我量体温的手艺是坏的？
单位要重开演播室录像了，我的悠长假期要结束了。疫情正在变弱也必将过去，我们会变得好一点吗？人们开始担心经济受影响或者其他变故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谁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我对自己说：“此生所历皆为天意，发生在我的，我愿意！”……可我毕竟不是受难者，只是旁观者。如果我真是受难者，还能说出“我愿意”吗？如果还能，才算没白经历这场变故，没白活过这五十年。
潘光贤荐自《北京青年报》2020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