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预演

韩浩月/文

“杭州失踪女子遇害案”是一个月来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如果用小说或电影的形式来讲述这一案件，作家或导演们应该怎么去创作？——这个问题也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后，人们普遍会去做的一个设想。这次，相较于舆论的鼎沸，创作群体的声音小到几乎没有，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块“烫手山芋”。

在嫌犯被抓捕前，网民已经勾勒或刻画出无数惊心动魄的情节与画面，后来警方证实，嫌犯的几个身份以及一些经历是不存在的，于是这种编造，给案件赋予了诸多“文学性”。这种“文学性”又强化了关注者的共情能力，过度的“共情能力”制造出了一种自我恐慌，有网友说走在街上会不自觉地四顾，有种不安全感，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同时，社交媒体上又一次开始弥漫的“厌男”“恐婚”情绪，以及一些很恶俗、其实并不好笑的恶搞言语，这也可以归类于对案件进行“文学化想象”。这种想象，有不好的一面，比如会对案件当事人的亲属造成伤害，也会给正常破案带来一定的干扰，但却是难以避免的一件事情，因为所谓的“文学化想象”，其实正是普通人对人性的一种猜测。

对于不具备一定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人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通常会停留在“美与丑、好与坏、善与恶”的简单区分层面。而激发人们对人性进行深度观察的节点，往往来自一桩重大案件的刺激。

有的时候，人们会利用自己从新闻、影视、街头巷尾闲谈中获得的社会经验，套用于眼下自己正在关切的事情，有的时候，对于案件的观察分析，以及通过影视作品所得到的感悟，也会成为人的一种社会经验。

“杀人案”刚被曝光时觉得离自己很远，广泛讨论后哪怕事隔千里也觉得离自己很近，这种“远与近”的失焦，会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让人无所适从、莫名恐慌，但沉淀下来之后，如果能看清真相，未尝也不是一种收获。

英美以及韩国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有很多，如《开膛手杰克》《黑色大丽花》《杀人回忆》等，这些影片的创作者，是如何在“现实比电影更残酷”的前提下，把故事拍得吸引人的呢？恐怕在于创作者在掌握电影工具真实还原细节、制造气氛的同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并将之用摄影机放大到足够观众能够看清楚、看懂的缘故。

中国电影近年来在同类型电影创作方面也有突破，不过突破的地方多限于制作手段的提升，在对人性复杂的呈现方面，力度还不够。

前段时间的热门剧《隐秘的角落》之所以成为爆款，就在于它真实面对了少年心态中令人不寒而栗的那一部分——哪怕仅仅抓住了这一个小点，作品就成功了，因为在它之前，尚且没有作品敢于打开少年心性中那扇幽冷的门窗。

“一个孩子把另外一个更小的孩子从窗户那里推了下去”——这是人们不敢相信、不愿看到、不能接受的事情，但电视剧把这个“假设”变成了剧情，而且看上去很是可信，这意味着文艺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预演，会教育观众，教他们能够更敏锐地观察生活细节、揣摩环境变化，并且在潜意识里作出最为安全的选择。

2016年，案发时间为1988年到2002的“白银市连环杀人案”告破，凶手落网，当年就有影视公司宣布立项，计划将其拍成电影，如今四年多过去，该片已杳无音讯。可以理解拍摄该片的难度与顾虑，甚至不排除有人认为：这样的故事还是不拍为好。

但到底是拍好还是不怕好？在现阶段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调查，也许会得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当年铺天盖地的报道，还有网友的猜测与想象，恐怕是把创作者灵感封堵住的缘由之一，在情节与细节已经伴随案件审理基本大白于天下的状况下，创作者又该从人性的哪个点切入？该按什么样的比例来调和影片的正能量与负能量？最后要告诉观众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或道理？……这些对于创作者来说，都太难了。

讲述人性之善的时候是容易的，而深挖人性之恶的时候是艰难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留下的经典，有些是弘扬善的，有些是批判恶的，正是这一正一反，才促使更严谨的法律、更规范的制度、更正确的追求，成为人类的一致选择。

一个只有善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怎么可以要求文艺作品中只有善？对恶的讲述与抨击，也是弘扬善的正确对策。而让更多人通过文艺作品，去了解与认知人性的真实一面，也有助于群体或社会能够在某一个具体的关于恶的现象上达成一致意见，尽最大可能地避免它，或者当它发生时能够遏止它，这是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价值所在。

摘自《南方周末》202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