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王俊良/文
元朝名臣王恽，夜宿开封府衙，拂拭《开封府题记碑》，曾撰一讴歌清官诗，“拂拭残碑揽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如今，此诗频入学生试卷，“清官情结”换上应试华服，进了课堂。
“清官情结”，即封建统治者麻痹大众，忘却眼前不堪的精神鸦片。统治者的治理失误，从不着力制度纠错和事后补救，而是引导苦难中的百姓，把对现实的不满，寄托在产生包拯式清官身上。
显然，在法治社会，在阳光下运行的一切权力，无论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综合治理，都必须严格在法律赋予的权力与边界内施政。因此，判断官员好坏，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依法依规，而不是包拯式“清官”或和珅式“昏官”的道德评判。
况且，所谓包拯式“清官”，其实是皇权体制的产物。这是因为，皇权体制下官员的生杀予夺，都由一个人说了算。权力的绝对集中，决定了权力拥有者，媚上欺下的本质。坚守清廉为官，要么是自甘清贫，要么是大奸大伪之人。
包拯属于前者。老包，历北宋、南宋、元、明、清至今一千年中，无论庙堂或江湖，一直口碑良好。《宋史》言之凿凿溢美，民间口口相传助力，包拯成庙堂与江湖通吃，既可化解百姓不平，又能寄托治平之道箭垛式人物。
成就箭垛式人物，除价值取向，庙堂与江湖可以兼容以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二是有口皆碑的丰功伟绩，或者说其功业，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有“心向往之，却不能至”的道德高度。
说到道德高度，以幻想抵制现实，善恶替代规则，可谓国人痼疾。生活中，平民遭官府欺凌事常有。比如，街巷摆摊被小吏掌掴，民宅忽遭官府强拆，虽朗朗乾坤，竟横遭无妄之灾！
此时，平民有两条路可选，少数人选择以暴止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用极端方法解决极端问题；多数人会选择隐忍，幻想出现一个除暴安良的清官，代表朝廷将欺压良善酷吏绳之以法。
其实，小人物的幻想，大抵不会超越其人生际遇。可以想见，刚刚被官府强拆了房子的平民，无非幻想着到官府讨个公道；无辜遭小吏掌掴的摊贩，捂着灼痛的脸，幻想执法如山的清官，为自己做主！
于是，上应天庭，下遂民意，还百姓一片朗朗乾坤的清官包拯，便横空出世。百姓受气挨打之余，便于《铡美案》《陈州放粮》里，随着包拯咿咿呀呀的哼唱，奸贼被诛，百姓遂愿，生活中的一切不快，也便随剧情烟消云散。
虽然，真实的包拯，并不敢去铡陈世美，也不敢去打龙袍，以儆仁宗孝悌之心。所有这些，不过百姓意淫而已。统治者明白，疏解压力，调节情绪，让不明真相的群众，于酒后在戏文中发泄不满，总比逼着他们走向反面好。
事实上，包拯在世时，非常孤独。《宋史》称，“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显例就是，曾与包拯过从甚密的欧阳修、宋庠、宋祁等文章大家，大量传世笔记中，竟无一处记载与包拯有关。
连与包拯为上下级的王安石，其整部《临川集》，也不着一字。大家一概三缄其口。对此，欧阳修一语道破，说包拯“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
如今，虽然可凭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唱腔，找到“清官情结”知音，但是，靠清官推动社会治理的时代毕竟远去。这种情况下，让莘莘学子背负清官情结，若非别有用心，就是鼠目寸光。
摘自《义乌商报》2021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