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朱昌俊/文
最近，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三只未成年金钱豹“外逃”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相比豹子“外逃”本身暴露的安全管理隐患，相关方面在事发半个多月后才向社会坦承事件真相，更让舆论哗然。
目前，杭州富阳警方已对该动物世界相关人员立案调查，涉事公司总经理等5人被刑拘。不过，此事中再次映射出的某种瞒报心态，依然值得社会高度警惕。
公共事件发生后，相关责任主体下意识瞒报，说到底是“趋利避害”的产物。比如，此次瞒“豹”事件，相关方面最初对于豹子“外逃”一事讳莫如深，直接原因就是担心影响“五一”期间动物世界的生意。这本质上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还有一些瞒报则是出于对公共责任的逃避。像前些年，矿难事故瞒报现象就时有出现。甚至一度上演矿主与地方监管部门“共谋”瞒报的现象。
不管是因为怕触犯实际利益，还是因为怕承担责任，瞒报都是基于对“私利”的算计，把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丢在了一边。它背后对应的一个很现实问题即是，相较于因为瞒报所可能付出的代价，其“收益”似乎更大。所以，还是有不少人，遇事当头，首先就不自觉地想方设法搞瞒报。
应该说，近些年，无论是矿难事故瞒报入刑，还是舆论对于瞒报行为的谴责力度，以及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和技术手段的进步，瞒报的风险的确越来越大。或者说，瞒报正变得越来越难。但一如此次瞒“豹”事件所示，我们还是不能低估瞒报心态的根治难度。
揆诸现实，瞒报的动力机制是复杂的。比如，制度、法律、舆论层面对于公共事件责任追究的更加明晰化，也可能进一步“刺激”相关方面在事件发生后，反而有更大的动力去追求瞒报，谋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然，这应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因为当瞒报所对应的代价和责任更加明确化，自然会更有利于消除一些人在瞒报上的侥幸心理——与其因为瞒报付出更大代价和成本，不如早日主动报告、担责。
瞒报的大行其道，也还与一些人或机构，对于信息公开性质的认知偏差有关。虽然说起来，诸如“信息公开是防治谣言与恐慌最好的良药”的说法已经众人皆知，但一些人还是对信息公开有一种非理性畏惧，也低估公众和社会对于信息的承受能力与判断能力。
如此次瞒“豹”事件中，相关方面最初的通报就公开祭出未公开是因为担心引发社会恐慌的“借口”。撇开这种说辞里可能存在的“装睡”的成分不谈，其间确实暴露了一些人或机构对于信息公开的非理性认知。一方面，一些公共机构和公权力者至今不习惯在阳光下，在监督的目光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知情权作为现代社会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依然被一些力量有意或无意地忽视。
还有一些更深远的“前现代”观念残余，也在为瞒报推波助澜。现实中，一些公共机构或是公权力者对于公共信息仍带有难以遏制的“垄断”冲动，甚至把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当作权力的等级证明，把信息公开视为自身权力的削弱乃至侵犯，而丝毫未看到公共信息的公开性以及公众的知情权。所以，一些力量就难免把本该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当成自己的“私产”，遇到事后习惯性隐瞒、捂盖子。
更隐秘的原因或在于，瞒报在很多时候都往往与“拍脑袋”决策、霸道作风如影随形。这背后也暴露出一些日常的信息公开机制的缺陷。比如，信息公开，公共事件发生后的信息披露、上报，在一些地方可能还未形成程序性的硬性要求，而更多依然遗留浓厚的“人治”色彩。由此也自然将增加瞒报的几率。
谁都知道“瞒报”没有好下场，真正根除瞒报的动力机制，则还需多重发力。就说“趋利避害”，瞒报的“小利”比不上公共利益的“大义”相提并论，这是常识。但除了强调觉悟，更应从机制上根除瞒报可能带来的短期收益，提升犯错成本，通过严格的约束和倒逼，让人既“不敢瞒”，也“不能瞒”，更“不愿瞒”。
从全社会来说，也需要继续降低对于失信行为的容忍度，尤其是对于公权力失信、撒谎行为，必须零容忍，提高追责、问责力度，真正强化公权力者和部门对于失信的“耻感”。
摘自“上观新闻”2021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