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的投机八卦

安立志/文

蔡京是北宋权臣，名载《宋史》“奸臣传”，为“六贼之首”。蔡京曾权倾三朝，四度为相，其官场要诀就是投其所好，邀宠固位。

宋徽宗赵佶在帝王队列中是另类，与其“百事不会，只会做皇帝”的前辈仁宗不同。蔡京把准了徽宗奢华排场、逸豫宴游的嗜好，大胆提出“丰、亨、豫、大”的施政建议，“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

蔡京给徽宗玩得是八卦，“丰、亨、豫、大”来自《周易》的“丰”、“豫”二卦，不仅体现着古奥玄妙的精神文化，而且是治国理政的海市蜃楼。蔡京这套说辞献给徽宗，无异于精神行贿，雅而不俗，深而不陋，徽宗自然心花怒放。

一个投其所好，一个正中下怀，赵佶、蔡京，君臣二人，贯彻“丰亨豫大”的指导方针，至少创造了如下政绩：“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无虑四十万……又欲广宫室求上宠媚……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而延福宫、景龙江之役起，浸淫及于艮岳矣。”这一切是与“两河之民，愁困不聊生”相伴而生的，几乎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翻版。史书提到的这些“政绩工程”，都在今河南境内，北宋都汴梁（今开封），这些昏君佞臣在皇宫内苑，京畿周边，大征劳役，大兴土木，攀比奢靡，争相豪华，一切为了面子，一切为了排场，挥霍国库内帑，耗尽民脂民膏，打造了无数“政绩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座耗费无数金银、历时十余年，建于京城近郊的“艮岳”（即万岁山）了。

北宋灭亡后，赵宋政权在东南一隅又苟延残喘了一个多世纪。南宋学者朱熹在提及往事时说：“崇宁中群臣创为‘丰亨豫大’之说。‘君臣上下动以此借口，于是安意肆志，无所不为，而大祸起矣！’”这已经不是什么八卦阐释，而是史鉴总结。朱熹口中，提及崇宁这个年号，“丰亨豫大”何时提出并不确切，只要记住在徽宗任内就行了。

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叹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北宋亡于女真（金），女真亡于蒙古（元）。元人哀宋人，属于同一历史链条。蜷伏在蒙古铁蹄之下的士大夫们，翻阅史籍，踏勘旧地，提到北宋的“丰亨豫大”之说，也不免杜牧之叹吧！元人袁桷写道：“呜呼，丰亨豫大之说行，驯致靖康长驱，中原皆望风迎降。”“靖康之变”，正是金兵攻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终于灭亡的悲惨事件。元人郝经有诗叹曰：“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如果说袁桷阐述了“丰亨豫大”造成的全局性灾难，那么，郝经则揭示了“丰亨豫大”产生的局部性后果。“万岁山”（艮岳）作为“丰亨豫大”的标志性工程，其兴衰成废，很有代表性。这一工程刚竣工，金兵围困帝都，钦宗困守孤城，“艮岳”上的秀木奇石成了守城的擂木砲石。这座著名的“假山”，不仅造成了“穷九州”，而且导致了“亡北宋”，从而成了赵宋王朝贻羞万古的耻辱柱。

朱熹认为，丰卦的“许多言语，其实只在‘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数语上。”而这才是“丰卦”的精髓与核心。他指出：“人君于此之时，当如奉盘水，战兢自持，方无倾侧满溢之患。”赵佶、蔡京君臣只记住了“丰亨豫大”，却忘记了“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才从巅峰跌入低谷。徽宗时期是北宋繁华的巅峰，人们从《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一鳞半爪，“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繁华盛世就这样断送于“丰亨豫大”。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史上也不胜枚举。“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千古一帝，沙丘政变后，很快二世而亡；开创“开元盛世”的大唐帝国，“安史之乱”后，迅速走了下坡路。苏联作为与美国相伯仲的超级大国，“八一九事件”后，不也是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自然，乐极生悲，盛极而衰是人事。自不量力，忘乎所以，妄自尊大，忘了自己几斤几两，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满脑子“丰亨豫大”，不在乎“日昃”、“月食”，“如奉盘水，战兢自持”被视为谨小慎微，临深履薄、居安思危被斥为妄自菲薄，没有不栽跟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