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不思蜀

晏建怀/文

我姓刘名禅，字公嗣，先主刘备之子。

父亲死得早，他除了遗我一个“阿斗”之名，让无数后人耻笑为白痴外，其他几乎乏善可陈。这也不怪他老人家，动机毕竟是好的，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何况，他还貌似恩重如山地给了我一片“三分有其一”的“天下”啊。不过，恰恰是这“天下”，让人几多欢喜几多愁，父亲临终“托孤”，将年少懵懂的我和“天下”一起托付诸葛丞相，遗诏我“事之如父”，这是一切灾难的开始。

说实话，丞相作为托孤之臣，对父亲不可谓不忠，“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是他的原话。对于我这个被托付的对象，也不可谓不好，不是父亲胜似父亲，至少表面上如此。

正因为丞相对我“不是父亲胜似父亲”，反而让我这个坐在龙椅上的九五之尊毫无尊贵可言，甚至毫无尊严可言，不信？听我一一道来。

章武三年（223）五月，在丞相的主持下，十七岁的我作为嫡长子、皇太子，正式继承大统，袭皇帝位。继位后，对丞相，我依先主遗诏“事之如父”，高官厚禄，屡屡加封。我封他武乡侯，加益州牧，授他“开府治事”，威权无比。我以为，待之如父，加官晋爵，总会感恩图报，置我于尊，内修法度，外安万民，献忠荩之忱吧。但不，丞相有他自己极其固执的想法，且无视我的主张，厉兵秣马，一意孤行。

建兴六年（228）春，丞相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曹魏，行前上书《出师表》，其文何其洋洋，其语何其谆谆，于我，却无异于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让我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后人不要轻言我无知，我的无知是丞相强加的，其实我内心是知道的，我是明明白白的。

细细梳理出师一表，品味丞相表中深意，说实话，我手心出汗了，背心发凉了。从时间上说，父亲崩逝、我继位不过短短四年余，他匆匆开启北伐，事情真发展到了这般急不可耐的程度了吗？

从态度上言，表面劝我从善，实则要求我一是一、二是二，“诚宜开张圣听”“不宜妄自菲薄”，字面上诚诚恳恳，然而“宜”之下，“不”之下，掩盖不了他一贯的跋扈，哪一点我又能随意违拗？

人事上，他那一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斩钉截铁的给我定了调子，意思是我对待内臣亲信与对待他的属官要一样，任免奖惩不能有丝毫分别，而判断“异同”的标尺，无非他心头一念，这难道不是冠冕堂皇地掣肘于我而顺势剥夺了我的人事任免之权么？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他说“良实”便“良实”，说“忠纯”便“忠纯”，说“淑均”便“淑均”，一语定乾坤，比当年许劭的“月旦评”还权威。作为皇帝，群僚有心，如何想我？百官有眼，如何看我？于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朝廷内外，一律唯诸葛氏马首是瞻，而我这个正襟危坐于龙椅上的皇帝，则不是傀儡如同傀儡，不是木偶胜似木偶，倘我自比于献帝，丞相又何尝不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孟德？朝中文武皆为他拔擢，我只能暗自羞惭，自我神伤。

理念上，他给我灌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亲贤远小”准则，而此话的动机，其实与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脉相承，因为有了这两句话作“冠冕”，他上章推荐的人，自然是“贤臣”，我拒之不用，便是“远贤臣”。他要大用的人，我也只有“准奏”一途，且须强颜嘉勉，否则便是“宫中府中，不为一体”了。

丞相的《诫子书》曾有名言传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然而，惑人尚可，用在他自己身上却实在言不由衷。说淡泊，他到底没那么淡泊，且功利心极重，嘴上说“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但等待的是我父亲“三顾草庐”的知遇。说宁静，他何时宁静过一时半刻？五次北伐，其决断次次反映了他内心的躁动。

丞相逝后，我给了他所有人都认为他应得的，封侯追谥，无以复加。世间有忠臣、奸臣、佞臣、弄臣之别，但在我内心，丞相到底属于哪种类型呢？忠臣？我这个当皇帝的似乎没有这种感觉。奸臣？他生前逝后，无论庙堂坊间，从未有人将这两个字与丞相相提并论过。佞臣？弄臣？这也与他的气质不符，他也从来不曾低声下气点头哈腰地取媚于我，我眼里的丞相，任何时候都是一身为国为民的浩然正气，都是一口不容置疑的唯一正确，他用最果敢的作风推动着他认为最正确的事业，但他独独没有问过我对江山社稷的想法，没问过我对征伐与休养的态度，他的不计后果终于导致了后来杜甫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后果，与之俱死的，还有西蜀的国力和邦本。

平心而论，丞相对国不可谓不忠，对民不可谓不爱，但他爱国爱民用心太执，用力太深，因而适得其反。而对我这个少年天子，更是一厢情愿地灌输，内外全操持，不容置喙，让我有事不能断，遇事不能决，他是否希望我一直是“事之如父”的十七岁？我一直想丞相就是这样想的，尽管他可能不承认，或者说他的一往无前，让他无法分心来想想我这个也要长大的少年天子究竟有何想法措置。

父亲崩时我是孩子，丞相逝时我依然是孩子，以后的日子，我怎能忽然长大？人若如猪，时间是天然的催老剂；人若是钢，治事是最好的磨刀石。刀锋是磨出来的，能力是炼出来的，一个小事不让伸手、大事不让决断的木偶，怎可能忽然一天成为精明干练的君主？大事不能干，小事干不了，索性什么都不干。这是我屈于丞相威权之下，唯一可以自我抉择的一件事情。丞相生前，我不得不这样；丞相死后，我不能不这样。于是，我就成为了真正的“阿斗”。所以，后来西蜀灭亡，我成了司马氏的阶下囚，有酒有肉有歌舞，耳边既无人教训，身边亦无事劳烦，当司马氏问我“颇思蜀否”时，我不禁脱口而出道：“此间乐，不思蜀。”我说的是真话。